“5月人民币新增贷款约6000多亿元,全年将呈现高开低走态势。”接近货币和监管当局的权威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来自大行同业的数据显示,5月四大行的新增贷款3063亿元,占全部新增贷款的一半,这比去年同期的2500亿元稍高。截至5月末,银行业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余额为4.02万亿元。二季度前两个月的信贷投放占控制目标的三分之二。
此外,按照监管部门要求,一季度超出计划多投放的3000亿元,须在二季度“坚决打回”。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行业二季度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会上坦言,应严防“突击放贷”和“急刹车”的局面。
汲取去年的教训后,今年的信贷投放果然精准。有关权威人士称,当前的信贷投放符合预期,整个投放节奏尽在掌控之中。
但银行方面不乏负面声音。一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部负责人对下一阶段贷款投放的质量深感担忧。因为在银行从过去一些主力投放领域战略撤退之后,有效需求的不足开始凸显,银行开始感到贷无可贷。如果一定按照年初预定的7.5万亿元作为全年实际投放的目标,那么贷款的质量如何保证?
有银行家直言,此轮金融危机从信贷危机开始,原本置身事外的中国,通过信贷投放制造了信用危机,以机制、体制的牺牲为代价,换取了暂时的增长和稳定,同时也拖累了结构调整的步伐。
“上头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一位大行地方分行行长说,“左右摇摆、变幻莫测的要求,常常令银行乃至监管当局都感到无所适从。”
不少受访银行高层人士也认为,在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大背景下,经济和社会发展高度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难以避免的是,多种经济失衡也在信贷领域集中体现。
“退出,退出”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是去年支持信贷增长的主力,今年却成了配角。而且新增贷款明显减少,主要是用于支持去年已经启动的平台项目。”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地方分行负责人直言。
目前超过7万亿元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已然成为悬在中国银行业头顶的最大风险。严控地方融资平台新项目贷款目前也成为监管当局的第一要务,其中核心内容是要求银行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对真实暴露的坏账的核销,做到账销、案存、权在,在有效期内保全和回收。
监管当局对信贷增量的防控更为明晰。刘明康在今年4月召开的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表示,银行应严格控制对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新开工项目的贷款;严格控制属于“三农”、社会事业、节能减排范围但不在国家“十一五”规划和专项建设规划内的新开工项目贷款;严格控制自有现金流不足,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担保偿还贷款的新开工项目贷款。
但目前多家大型银行在收缩平台贷款过程中面临不小阻力。多位受访银行人士均表示,一方面,银行须执行监管政策和总行的信贷方针,要察言观色,否则出了问题难辞其咎;另一方面,还要平衡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但以一个小拇指的力量想要拧得过地方政府的大腿,谈何容易。”
有些县域分行甚至开始向总行领导状告行内的信贷控制部门,认为其过于严苛的政策令下面走投无路。但在总行层面看来,不能为了保住一个小小分支机构的个体利益,拿整个机构的信贷质量和声誉冒险。上述人士透露,对融资平台贷与不贷,在一些银行的不同层面甚至出现了攸关存亡的交锋。
另一可能出现信贷资金大举撤退的领域是房地产。多位受访银行人士指出,虽然各方对未来个人按揭贷款的走势看法略有分歧,但银行信贷从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战略撤退,可能是大势所趋。
“银行目前的个人按揭贷款,普遍都是对前期已签约客户的履约放款。”江苏一位国有银行分行的负责人坦言,尽管个人房贷一直是银行青睐的优质资产,但一季度因为规模紧缩,银行对不少签约客户甚至已无款可放,而现在形势逆转,银行又开始面临有钱无处可贷的局面。
不过,亦有银行家对房地产按揭贷款的潜力表示乐观。他称,从其所在大型银行情况来看,个贷在全部新增房地产贷款中依然保持了较高增速。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银行从产能过剩行业退出力度也在加大。根据监管要求,对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六大产能过剩行业及造船、发电设备、重型装备和通用机械等四大潜在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开工项目,其授信必须由总行统一审批。
“交通能源类贷款需求也在下降,而制造业面临的转型压力大,银行保持观望,不敢过度投入,否则会有系统性风险。”前述某国有银行高管直言。
前述国有商业银行发达地区分行的负责人坦承,各家银行的处境大同小异,除了为上市备战而追求利润的农行在信贷市场更为活跃,在上述受限行业表现较为进取,其他大行都有些增长乏力。
5月,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的一些信贷员通知已获授信额度的客户抓紧提款,言称按照信贷紧缩举措的发展态势,接下来有可能面临取款困难的境地。
“信贷调控本身是大局,势在必行。但当各种调控工具在同一时点实施,是不是过了?”一位银行界人士表示。
新规难行
监管当局力推的另一项改革也是颠覆性的。为加强贷款用途和贷款使用管理,银监会去年出台“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已于今年逐步进入实质操作阶段,这些规则的一个宗旨就是贷款专款专用,但贷款挪用问题向来都是中国银行业贷款管理中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
“钱的脸上没有写字。”一位大行地方分行行长说。
去年一些央企频频成为“地王”,被认为是央企太容易获得贷款,受房地产高利润的吸引违规投向房地产开发所致。刘明康即在前述讲话中指出,一些银行对开发商融资中不尽职,部分银行违背“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要求,违规给企业打包放款,致使企业集团向关联房地产子公司提供转贷款,用于高价标地,对房地产市场推波助澜。
按照规定,拍地费用应来自于企业的自有资金,但实际情况根本无从分辨。而监管当局推出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试图解决这一痼疾。
“这是不是相当于取消了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功能?”一位民营企业老总表示,如果有关政策得以贯彻,经济中的流动性会迅速减少。不过,这样的担心可能言过其实,因为,这些监管要求在现实中,可能很难操作。
“就一季度的执行情况看,新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操作难’。”一位地方银监局人士坦承。以《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为例,银监会于4月专门下发了对这一办法的解释口径,以帮助各行梳理业务流程。“如何定义固定资产贷款,各行都未能达成统一。”一位银行内部人士坦承,比如浦发银行的统计口径包括基本建设贷款、更新改造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以及其他固定资产贷款,涵盖范围较广,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未将土地储备贷款纳入统计范围。
“对于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经营性物业贷款、参与行的银团贷款、并购贷款等业务品种是否应参照有关政策管理的问题,各行也存在较大分歧。”上述人士坦承,这还需要银监会和银行在一线操作层面进行协商。
根据规定,贷款人原则上应在贷款发放当天,将贷款资金通过借款人账户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手。确因客观原因,在贷款发放当天不能将贷款资金支付给借款人交易对手的,贷款人应在下一工作日完成受托支付。“在实际操作中,部分银行出于贷款转存的巨大诱惑和严峻的贷款指标考核压力,并未在放款后严格按规定将贷款资金一次性划入受益人账户,而是将借款资金一次性划入借款人账户,并长期滞留。”前述银监会人士坦承。
“一些大型集团的财务公司,对集团资金实施归集管理,使得贷款人受托支付的贷款要求在实际执行中很难实现。”一位银行对公信贷部门人士表示,银行相对于这些企业基本处于弱势地位,有时候为满足借款人的需要,银行只能先将信贷资金划转至借款人在他行开立的同名账户。
曲线投放
数位受访的资深业内人士均表示,在新增贷款投向受限的情况下,票据融资或将重归活跃。
某国有银行公司部负责人预计,如果大的政策环境没有变化,下半年,票据贴现可能重拾升势。4月新增票据融资已由负转正,当月新增票据融资额达到470亿元,一改自2009年7月以来的减少态势。
由于票据融资被纳入信贷投放规模统计和管理之中,所以不少银行将其当做“蓄水池”使用:当规模偏紧的时候,收缩票据以释放规模;在流动性较充裕的时候,则发行票据将水池蓄满。
“今年的票据贴现是以真实需求作为支撑的,而去年则有很明显的票据套利的迹象。”另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地方分行的负责人表示,票据贴现可能成为各家银行的共同选择,但在严格的监管之下,今年的票据融资将更多地用于支持企业的正常经营。
去年商业银行发行了大量票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帮助企业套利,“因为票据贴现的利率是完全市场化的,当一些价格管制,而另一些不管制的情况下,就必然有人套利”。
某国有银行的一位高管解释称,票据贴现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通过票据贴现为企业提供准流动资金贷款,然后企业再将所贷资金存到银行,通常是定期存款,去年一度出现了票据贴现利率低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前者利率为1.8%,后者为2.25%,双方都有利可图。
前述高管表示,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随着多数票据的相继到期,企业也会利用之前的银行定期存款支付,所以会出现存款和贷款同时缩水。
不过,今年以来,外汇贷款已部分成为银行同时扩张存贷业务规模的一项对策。一位大型商业银行公司部负责人坦承,不少银行之所以钟情外汇贷款,很大程度上是为增加人民币存款。
这是因为银行在提供外汇贷款的同时,会要求企业在国内分支机构开设存款账户。上述银行公司部负责人表示,这种做法在沿海地区比较盛行,一些外汇业务较多的银行,其企业存款占比和新增幅度都相应较高,对于贷存比已经接近或超标的银行而言,通过此种方式做大存款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所在。
亦有多位受访的银行高层人士表示,目前的信贷投放量未将商业银行大量的表外理财业务纳入统计范畴。他们直言,理财业务规模相当可观,增长迅速,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货币投放量,不应对此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