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超过两年的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有望在近几个月内生效。改革后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可从目前的3.81%增至6.07%,成为该组织的第三大股东。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仍需努力,希望在今后几个月内就将这事情办成功。” 美国时间4月16日,正在参加世界银行与IMF春季年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秘书长林建海向本报记者透露。
林建海表示,现在改革的生效正扫除第三个难关,即85%的总投票权的成员国接受修订案。目前关键是要争取握有16.76%投票权的美国的支持。
作为继副总裁朱民之后又一位身居IMF要职的中国雇员,林建海至今已在IMF服务约25年。去年3月,他正式成为新任IMF秘书长,负责组织了IMF各成员国的高级别会议若干。
目前IMF的2500多个雇员中,大约有100人来自中国。“比例不小,当然和我们将要达到的份额相比,还低了一点。”林建海说。
林建海受访当天正在参加世界银行与IMF春季年会。据他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春季年会进行了大力的改革,更加开放。年会历时一周吸引参会人数8000余人,各类会议350余场。即将召开的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受到瞩目。
改革与治理方案有望生效
《21世纪》:和前两年相比,一直备受争议的IMF改革与治理的话题似乎没有在今年占据主流地位。2010年产生的份额与治理改革计划至今没有生效,一些国家也产生失望情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本次会议会否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
林建海:IMF份额与治理改革是我们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2006年开始就进行第一轮改革,到2010年的第三轮改革,则是IMF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一次。
在该改革生效的三个条件中,目前我们已经满足了前两个,即持有不低于70%的总份额的成员国同意增加份额,同时不低于113个成员国同意这一修订案。目前,我们还致力于满足第三个条件,即85%的总投票权的成员国接受修订案——而目前该比率已经达到71%,也可以说关键在于美国的态度(注:美国投票权16.76%)。
应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仍需努力,希望在今后几个月内就将这事情办成功。
《21世纪》:已经拖了快三年,您有把握在这几个月内就会办成功?
林建海:本来去年的东京年会上就有希望推动改革生效,但却没有,一些国家感到失望,认为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我承认这一点,目标还没有到位。但份额改革会影响
一些国家的利益,他们当然不会心甘情愿。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去年年会到现在的这半年,推动改革方案生效的进展还是显著的。当时接受修订案的成员国有115个,而目前已增加到138个。
《21世纪》:近日美国白宫提出改变对IMF融资方式,将1000亿美元中的630亿美元转移出紧急账户,看起来将让渡给新兴市场更多的权利,为批准IMF管理改革扫清道路。从这个计划中能看出什么信号?
林建海:美国政府也正在努力,希望将这件事情妥善解决。我与美国国会成员有频繁的交流,他们中不少认为IMF 的份额与治理改革非常重要,实际上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益处,目前就看参众两院能否通过。
《21世纪》:改革方案生效之后,对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意义是什么?
林建海:一旦改革生效,中国的投票权将从3.81%增加到6.07%,成为继美国(16.48%)和日本(6.14%)之后的第三大股东,中国的份额也将升至6.39%。而金砖国家中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都将成为IMF前十大股东。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五年为全球GDP的增长贡献了四分之三,与IMF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去年IMF的5000亿美元融资计划,新兴市场反应十分积极。
改革成功后,IMF资本就增加了一倍,从现在的3700亿美元到7500亿美元左右,再加上IMF借贷的资本,总体远远超过1万亿美元。这就大大增加了抵抗风险的能力。
对于中国来说,份额与投票权的大幅提高,意味着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分量越来越显著,在关键投票中将有更大的发言权。
《21世纪》:上个月金砖国家决定建立金砖银行,并设立1000亿美元的基金来抵御可能有的成员国的金融风险,有分析认为该基金未来有可能取代IMF在这几个国家中的地位。您怎么看?
林建海:我不这么认为。这个设想中的开发银行属于所谓的“区域融资安排”,这些融资安排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即国际金融体系危机后就蓬勃发展,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取得了进一步发展,比如阿拉伯货币基金、拉丁美洲储备基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东亚清迈倡议等等。
区域性的金融机构与IMF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此我们是欢迎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对该地区成员国比较了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低成本高效率抵御经济冲击;IMF的优势在于对全球金融经济的监管能力。两方面的优势加在一起,对于防止金融风险更加有利。两者应当是伙伴关系。
另外,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分析能力等,要达到IMF的规模,需要很多年努力。IMF已经成立了近70年,很难一下子被替换。关键是协调,比如如何协助成员国在最短的时间内选择最合适的融资等。目前金砖银行的计划还没有具体化,一旦具体化后,就会比较清晰,IMF与其将如何合作。如果多个国家同时遭受流动性短缺或国际收支困难,这些区域融资安排就可能力不从心。
IMF改革有望数月内生效 中国将成第三大股东
中国问题的议程设置
《21世纪》:美国发布最新的汇率报告之后,人民币汇率问题似乎不再是众矢之的了。前两年讨论沸沸扬扬的议题并没有在今年成为热门话题。目前来看,哪些中国方面的议题是国际上特别关心的?议题的聚焦点近两年有什么变化?
林建海: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比如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2013年达到8%的增长目标,一旦放缓,将对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本周早些时候中国公布的季度GDP增长未达预期,导致金融市场 波动,就是一个证明。目前中国注重高质量的持续增长十分重要,7%-8%比较合理,符合中国劳动力资源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
二是国际间的不平衡问题以及重新平衡的努力。这一方面大家也认识到,中国近年来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国际收支中对外账户从13%降到3%。IMF目前对人民币的汇率评估是“轻微低估”(moderately undervalued),表明仍有一定的升值空间。这与中国未来的进出口问题等都紧密相连。
在这两个问题中,我觉得大家最为关心的应该是前一个增长问题,中国的短期增长与中期增长潜力十分受关注。
《21世纪》:目前在国际金融层面上,中国受到的批评多种多样,近期受到议论的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占GDP比重过高,是否有货币超发的泡沫问题。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林建海:发达国家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带来大量的资本流动,这些资本一旦流入中国,就对中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冲击,中国人民银行必须想办法应对,这是一种挑战。如果央行不采取措施,人民币就会有升值压力。央行想要缓解该压力,就必须吸取这部分外汇,那么我们自己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造成超发的现象。
但必须注意,央行有自己的工具可以抵消超发现象,即发行央行债券,回笼市场上的货币。这里有一个过程,央行也一直在做。另外央行的货币政策得当与否,关键看通胀能否得到有效抑制,能否保持在目标线下,而目前3%的通胀率在目标范围内。
总体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必须服务于相互冲突的目标,在保持汇率稳定与保持物价稳定之间做出平衡。目前看来,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保持在良好的状态下,今后则要看CPI的发展水平,来调整货币政策的方向。
《21世纪》:IMF的不少官员认为中国财政以及公共债务数据的透明度不够,使得他们无法判断中国的中央和地方债务问题究竟如何。IMF在数据统计上如何取样?中国方面的数据是否可信?
林建海:确切地说,IMF引用的数据是官方的,但不一定公开。比如以前中国对外汇储备的数据就不是公开的。当然我们希望所获得的官方数据都是公开的,这意味着透明度提高。
数据获取的难度很大。25年前我加入IMF的时候,当时主要的目标就是收集和分析数据,在此基础上做政策建议。当时数据非常稀缺分散,我们的工作是将全球宏观经济数据收集起来,将所有数据放在一起,使之变成一个系统的宏观经济框架,一个完整的“球体”,一旦哪个地方有漏洞,我们就知道大致哪个地方的数据不准确,或者有所隐瞒。有时候第二年去查问题就可以查出来,哪里数据有缺口,没有完成等等。这对于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一种贡献,因为可以依据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当然,现在各个国家的数据收集能力已经大大改善了。
每件事情都取决于努力,数据收集也是如此,哪些数据有问题,重新取样或者确认,都需要一个过程。有些经济数据方面,也必须过几年就对其基数进行全面评估并作出调整。如果在某些数据上地方政府上报不对,那么就可以在这些评估过程中进行纠正。
数据欺骗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一旦错误的数据进入整个系统,以后就麻烦大了,此后都会有人不断质疑,为什么其他变量都变了,这一数据却没有改变。
G20预期:不会在某方面有重大决议
《21世纪》:今年G20会议似乎更加侧重在发达国家减债以及货币政策的讨论上,与去年不同。您预期今年G20会议将有哪些主要议程?
林建海:今年将集中对就业和增长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春季年会的主要议题。
我们目前将全球经济分成三个等级的复苏情况: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表现良好,美国的经济复苏正在进行,欧元区仍然是轻微的负增长,日本则处于美国与欧元区之间——正在复苏但势头不强。
总体上说,今年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与去年相似,我称作“一低两高”:低增长率,高失业与高负债。这就需要不同的政策组合。
《21世纪》:我们看到此前G20会议达成共识救助欧元区,今年的部长级会议可能有哪些关键性的协议可能达成?
林建海:今年的会议应该延续去年的成果,我认为不会在某一方面有重大的决议产生。会议将主要聚焦就业与增长,继续进行金融业改革及完善改革方案,非传统型的货币政策及其影响,欧元区怎样才能走出困境恢复增长,以及财政调整与短期、中长期增长的关系如何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