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厂商送回扣后，SMT就发给厂商合格代码，取得供货资格，但这只是“入围”，厂商若要进一步获取订单，仍须再向SMT高层行贿。
　　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鸿海采购高层受贿案件日前有了最后的结果。
　　台湾地区相关部门周三起诉包括鸿海(大陆称“富士康”)前资深副总经理廖万城等6人收受贿赂，相关部门发现在2009年至2011年间，部分高管以“招待和服务费”为名收受了10家零部件供应商的回扣，金额涉及1.62亿元新台币(约3300万元人民币)。
　　“依法严惩不法之徒，决不宽待。”鸿海在给《第一财经日报》发来的声明中表示，涉案的供应厂商，鸿海及旗下公司将予以除名并依法依约追究其赔偿责任。同时，鸿海呼吁供应商应持续主动配合调查，而当局应加速修订企业贿赂防治相关规章。
　　该案最早于2013年1月曝光，富士康当时称，经内部审计发现，一些员工存在受贿行为，并且已经将一名员工交由大陆警方处理。
　　集体受贿链条
　　案件爆发缘于此前鸿海接到举报，指集团旗下SMT(Surface Mount Technology，表面组装技术)技术委员会高层涉嫌集体、长期向材料供应商索取回扣，而台湾相关部门于2014年1月21日主动发动侦查。
　　据记者了解，SMT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总管理处，负责调度集团设备、物料与资源，并对外发包采购，甚至握有厂商建议评估等生杀大权，一年经手金额超过上百亿元人民币，鸿海内部戏称“天下第一会”，权力相当大。
　　富士康内部人士此前告诉记者，SMT可以建议购买哪家厂商的产品，连集团各代工厂的规模、要做几条线，也都需要经过SMT的评估。据了解，仅在2012年，SMT委员会经手的采购案金额就达人民币数百亿元。而在SMT委员会中，又以正、副主委及总干事的权力最大。这次涉案人员中就包括SMT委员会的前副总经理廖万城。
　　台北相关部门指出，涉案人员廖万城、邓志贤、陈志钏3人，透过郝绪光担任收受供应商回扣的白手套，从2009年7月至2011年12月间，向鸿海集团的10家供应商，依交易金额的一定比率，违背职务收受供应商给付的佣金回扣，一共收取1.62亿元新台币。而郝绪光收钱后，支付其中的50%给廖万城，10%给邓志贤。
　　相关部门公布了涉案人员中部分人员的犯罪所得，其中，廖万城的犯罪所得为7232万元新台币(下同)，陈志钏的犯罪所得为471万元，蔡宗志的犯罪所得为385万元，目前已经全部收回。
　　作为回报，涉案人员向零部件供应商保证，将以更高的价格采购他们的产品，或者是大量采购他们的产品。检方表示，与鸿海其他零部件供应商相比，行贿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拿到货款。
　　按照法律，涉案人员已经违反了《证券交易相关规章》的“特别背信罪”及相关规章的“普通背信罪”。鸿海表示会继续追究涉案的供应厂商以及相关公司的赔偿责任。
　　“回扣”牵出内部管理难题
　　事实上，在案件爆发初期，作为鸿海集团董事长的郭台铭就下令检讨目前富士康的采购作业程序、主管操守问题。由于此次涉案人员中包括负责苹果生产线的管理人员，过去经手过许多设备的采购，郭台铭第一时间表示需要从严办理，要求组成项目小组调查。
　　但由于在产业链上处于强势地位，鸿海对供应商货品的最终选用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回扣”一说其实早已存在。
　　一名深谙产业链“潜规则”的业内人士此前曾对记者表示，一般情况下，苹果跟零部件供应商会事先谈好价格，再由供应商发货给鸿海进行最后的组装。“一般而言，SMT高层会向供应商要求2%~4%的返点。如果不给，SMT可以以某项指标不合格为由，建议苹果改用其他供应商的产品。”
　　鸿海是全球iPhone最大代工厂，该人士指出，厂商送回扣后，SMT就发给厂商合格代码，取得供货资格。但这只是“入围”，厂商若要进一步获取订单，仍须再向SMT高层行贿。
　　而面对苹果等大厂订单，前期的回扣在部分厂商看来“花得值得”。
　　“这是郭老板最不能忍受的。”富士康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郭台铭对员工管理一直要求非常高，所以身边的人都比较“怕”他，一些忍受不了其作风的空降兵通常做不了多久就会选择再跳槽。
　　有台湾媒体此前报道，郭台铭实行的是类似军事化的管理，对于高层主管，郭台铭的要求更为严格，其下达的命令，即使远在地球另一端，相关负责人也要在8小时内做出回应;没有时差的，则必须在15分钟内答复。当然对待表现好的员工，他也相当慷慨。
　　“不过就像管理百万员工一样，如何管理好带领这些员工冲锋陷阵的管理层同样困难。”华南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教授对记者表示，中层管理人员其实比百万员工更加令人头疼，一方面，他们拥有较为集中的权力和紧密的厂商关系，另一方面稳定的职场关系和位置也让这些管理层容易滋生惰性。
　　“管理上可能更需要有的放矢，而这本身又和富士康强硬的层级关系不太融合。”上述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