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简单回顾一下金融危机之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这要回到最基本的增长理论框架。其实经济增长理论在最初的设计上是非常简单和直观的，经济增长过程取决于三个东西，第一就是要素禀赋的增加，这些要素主要是包括土地、劳动、资本。第二是给定这些要素禀赋，有多少要素可以参加到生产活动中，就是要素参与率。再进一步，给定的要素禀赋和要素参与率，这些要素的生产率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需特别关注的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发动机在哪儿。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到二十一世纪的WTO开放，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以美国为代表的需求持续扩张。这三个因素放到一块，对中国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国企改革的好处其实是一个市场化机制的建设，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发挥了更大作用，生产率在提高。WTO节省了对外贸易的成本，中国面临更大的市场，在出口过程中企业规模在增长，生产效益在提高。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房地产，政府投资，很多服务业也跟着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土地价格上升，农民工的收入也跟着增长。这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型。
　　GDP增速下滑的原因分析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宏观经济很多指标都是趋势性的转折。GDP的增速，危机之前是一路上去，2007、2008年之后，增长率持续下降。支出上看，净出口占比下降，资本形成占比再上新台阶，也就是平常大家所说的投资过多、消费不足。从生产上来看，工业部门的占比在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占比提高。现在讨论比较多的还有债务问题，中国债务和GDP的比率在危机之后快速上升，2001年到2007年中国各部门的债务，包括政府、居民、企业，所有加在一块占GDP的比率，是从162%上升到172%，累计增幅为6.2%。但是从2007年到2012年该比值从172%上升到215%，累计增幅为25%。同时，还可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刺激政策频繁，以前总是觉得经济太热，但是从2008年之后，上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已经有三次了，不刺激经济就往下沉，需要不断刺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为什么GDP增速会下降?2001年到2007年之间平均增速是10.8%，2008年到2012年是9.0%，GDP平均增速下降1.81%。光进出口增速对GDP的拉动，它的贡献就下降了1.74个点，这一项就占到90%。猛一看好像是出口的问题，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的问题，其实不是。
　　2008年之后，出口增速平均下降14.3%，而进口增速下降9.6%，答案很明显，进出口增速下降最主要是因为出口下降太快，远远大于进口增速的下降。为什么出口会下降?出口增速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只有不到一半是来自于外需下降，有超过一半是因为市场份额增速下降造成的。通过分解可知，中国出口增速下降当然跟金融危机有关系，外汇收入下降，进口也少了，但是这只占4.6%，而市场份额的增速下降更为主要，这个判断意味着即便没有金融危机，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增速同样要下降，中国经济也会持续大幅度的滑坡。
　　市场份额增速下降又是为什么?有两个因素最重要。第一，WTO很重要。WTO的主要作用降低了贸易成本，而贸易成本降低之后确确实实增加了中国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但加入WTO的红利是在慢慢下降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除了这两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包括汇率，但汇率对出口市场的影响总体来说不大。过去七八年，劳动力工资，特别是制造业里的农民工工资，平均名义工资增长速度是10%-15%，累计几年下来工资是翻倍了。从2005年汇改到今天，人民币大概也就是升值30%，两者不是一个量级的，不是说汇率不重要，而是相对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幅度来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劳动力成本为什么提高那么快呢?可从供需两个方面分析。企业为什么会增加雇佣工人，是因为企业可以赚钱。制造业的生产率在经历了国企改革，经历了制度性变革，特别是民营企业加入之后，生产率有很大提高，这意味着利润的增加以及对工人需求的提高。这个过程中，工人工资自然会提高，而且会带动全社会的工资增长。从供给来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变化，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之前都是在上升，但是2010年之后开始下降，而且是一个趋势性的下降。2013年总的工作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是在恶化。这两个力量在一块同时发生，使得工人工资上涨。
　　伴随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搞了几轮刺激，刺激政策抬高投资和2010-2011年增速，但是随着刺激政策退出，投资减速拖累了以后的增速。
　　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有几个原因。从趋势性上看，是WTO红利和人口红利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从周期性上看，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从政策性上看，是政府的几轮刺激所致。
　　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困扰
　　我们还是要回到基本的经济增长理论，从要素生产率上看。大家知道，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一般性规律。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发表了享誉世界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书中指出美国社会将经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发展阶段。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从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的转换，还伴随着职业结构分布、统治力量、社会决策机制等一系列的转换。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社会都面临着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趋稳或下降、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上升的经济转型阶段。
　　上世纪7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中国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PPP计算的人均GDP5000～6000国际元)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开始趋势性下降;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停止了上升趋势，此后这一占比保持稳定。
　　我们再看中国内地，如果人均GDP按照PPP计算，5000到6000国际元时发生转型，这个标准来看应该是2005年到2006年期间发生转型，但是中国内地实际发生是2008年以后。2008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包括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制造业增长速度放慢，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开始上升，这是趋势性的变化。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
　　从需求方看，随着中国民众收入的增加，对工业品需求下降，对服务业、高附加值工业品、民生基础设施需求提高。民众需要更好的环境、空气、更好的小区、更好的医疗服务等等。但供给为何一直没跟上呢?
　　第一个原因是对服务业的过度管制，这不需要我多说，在教育、医疗、环境、卫生等各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还有比较普遍的管制。管制，所谓的“市场准入”不仅减少了供给数量，关键的问题是影响公平竞争，民企与国企不平等。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服务业管制不光是遏制了服务业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给本来已经受到打击的制造业部门雪上加霜，它遏制了制造业部门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物流或者电力供应等服务业，如果它不是竞争的局面，价格很高，自然就会传递到制造业的成本。
　　第二个原因是公共服务供给没能跟上。这主要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激励机制扭曲。就目前来看，政府最主要还是看重GDP、税收和升迁，很多官员的福利也是在这些项目上，所以他们会比较在意这些东西。公共服务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负担，花钱的事，也带不来什么收益，所以提供的意愿并不强。但是这又是它的职责，在履行职责方面又没有非常强有力的外部监督。这是激励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二是信息扭曲。即使政府有意愿改善公共服务，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基于何种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服务。公共服务源自本地居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非标准化特征，需因地制宜提供。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并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但在现实决策中，没有机制确保公共服务决策的信息基础，基层群众的需求信息难以充分、有效地传递到政府。
　　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根源上都来自于公共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处于严重的不平等位置。供给方可以置需求方利益不顾，需求方对供给方缺少有效监督和强制执行力量。
　　第三个原因是金融体系不匹配。为什么服务业难发展，除了政府的管制、公共服务跟不上，还跟金融体系有很大关系。不管做什么、发展什么，总是需要投资的。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其设计本身就是服务于工业部门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出口。以几大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大的骨架是如此，这个骨架对于支持工业出口部门和制造业，生来就有很多抵押品，有土地、厂房、出口订单。但是到了服务业，服务业很多都是小微企业，而且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没有什么硬的东西拿给你抵押，且往往投资的失败率很高。这些特征就需要比较复杂的金融服务体系，光靠原来银行这样的金融体系不行了。危机之后这么多年金融体系确实有变化，但是距离实际的需求还有很大距离。
　　摆脱刺激政策的恶性循环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搞经济刺激政策了。原因就是经济增长带来需求结构变化，第一回合结束，中国步入了后工业时代，但是供给方未能及时跟上。供求不匹配凸显，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而政府不满足于经济下滑，于是第二回合开始，刺激政策出台。刺激政策的主要内容集中在高端基础设施，增加了对钢铁、水泥等工业品需求。基础设施数量增加，边际收益递减，工业品部门减速，也加剧了相关基础设施收益递减。
　　随着刺激政策的推出，相关的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而能带来更好商业回报，或“外溢效应”的中低端基础设施，比如地下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老旧基础设施维护和改造、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改造、街道收费停车场等鲜有人问津。同时刺激政策加上高债务杠杆率行业特征再加上预算软约束，导致这类政府投资的资金需求高，对其他部门带来挤出效应，突出表现是融资难、融资贵。而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刺激政策后，整体投资效率急剧下滑。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不当的刺激政策———偏离经济结构转型所要求的调整方向，延迟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企业向需求旺盛部门的转移，带来了传统工业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债务负担的快速上升，增长动力进一步恶化。
　　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需在理念上更新和调整。发展理念层面上，“发展是硬道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一系列关联的认知理念能够凝聚的共识下降。“民权”、“民生”、“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等理念理应得到更多认同和支持。与上面那些理念相比，这些理念更强调处理好个人与政府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迎接后工业社会的理念基础。政府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是改善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更多尊重和谅解，是优良服务品质的基础。
　　而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首先要放松一般服务业管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是进行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成本，发挥城市的集聚优势。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四是赋予公众对公共服务的外部监督和强制力。五是减少刺激政策措施，重视本地化、非标准化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理分配地方公众代表和相关专家对地方基础设施的决策权力。六是在有效控制微观主体预算软约束前提下，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理顺基础设施融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