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为了这一目标，ADB现在正在酝酿名为“2020年长期战略框架”(Long Term Strategic Framework 2020)的计划，其实就是ADB为了在2020年之前维持其官话连篇的状态而构思出的连篇官话。为了这份计划，ADB委托了一个杰出人士小组(Eminent Persons Group)来指点迷津。该小组的牵头人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的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而联合国贸发大会则是一个素以推动所有桎梏贸易和发展的坏点子而闻名的组织。其结果是诞生出一份名为《为在新亚洲打造新ADB》(Toward a New 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 a New Asia)的报告。但这个智囊团向ADB所提出的，不过是些任何人读过《在一个储蓄超过投资的资本过剩地区，作为ADB设立初衷的提供资本功能已经退化》这篇新闻报导后都会了然于心的东西。

    不过这个智囊团倒不建议ADB关门大吉，而是认为ADB该将自己精深且最先进的知识投入到主要的发展事业上。虽然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若考虑到ADB不尽人意的知识现状，这个办法也就失去了其意义。这方面的例子近来就有两个，一个是ADB名为“亚洲分配不均”(Inequality in Asia)的报告，另一个则是它发起的“以援助换贸易”计划(Aid-for-Trade)。

    那份关于分配不均的报告充分体现了援助方面的一条铁律：援助组织需要坏消息来证明其存在的理由。ADB竭尽所能地在全球最大规模的脱贫运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亚洲经济大发展中寻找坏消息，最后只找到“经济发展使绝对分配不均问题更加恶化”这一条。虽然这是实话，但却毫无意义。例如，如果我本人收入增加了9倍，而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收入只增加10%，仍然意味着我与他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在扩大，原因是盖茨收入增加的实际数字更大。但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接受这样的增长。即使ADB也承认经济发展增加了贫困人口的收入。照此理解，要纠正绝对的分配不均，唯一办法就是阻止经济增长，这种对分配不均的曲解进而会诞生出糟糕的政策。而且若以此为目标，也就没有必要由ADB来告诉我们该如何做了。比如缅甸就在没有接受ADB多少指导的情况下，在避免经济增长和“绝对的分配不均”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接下来再看看“以援助换贸易”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金融援助来协助贫穷国家为开展贸易“作准备”。但有证据显示，资金流入会导致受援国货币升值，使得出口的难度增加而不是减少。即便将这项尴尬的事实放在一旁，ADB在援助如何能促进贸易方面似乎也是一片茫然。在ADB为宣传“以援助换贸易”计划而散发的漂亮小册子中是这样说的：援助将造就受援国“以贸易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主流”。

    但在亚洲经历了旷古未有的贸易大发展后，任何一个至今仍未将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策略主流的领导人都已经无药可救了。ADB在关于为桥梁、港口等基础建设提供融资方面谈得很多，但却忽视了基础设施项目的供和需缺一不可。成功的贸易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的基础设施需求），只能通过让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中寻找外国人想要的商品来实现，而不是靠ADB那群官僚们设计的“国家发展战略”。

    所有一切都表明，ADB的根本问题在于，相对于经济成功发展的亚洲国家对ADB建议的需要，ADB更需要这些国家为它出谋划策。面对这一事实，ADB发展框架中的许多内容不过是带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一些无用的作为或是对管理结构进行修修补补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安慰罢了。

    ADB的长期战略框架建议，要将“优先领域”划分出来，然后将“核心经营领域”与“应该计划停止经营的领域”区分开。遗憾的是，这份文件在花费大量篇幅描绘新的“经营领域”时，却对要退出的领域只字未提。

    实际上，ADB目前还在遵循另一条援助方面的铁律，而且未来肯定也会继续这么做。这条铁律就是：不但老的援助机构从来不会消亡，老援助机构中的任何老部门也不会消亡。在亚洲经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大发展期间，ADB的工作只能说是更不关注“优先领域”了。例如ADB的外援部目前分成14个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平均分到7%的预算。这种将预算拆分成许多小块的做法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在ADB正变得越来越常见。

    ADB应该做的是，动用所有创造力去思考如何在亚洲国家需要的领域发挥专长，而不是到处寻找所谓的坏消息。鉴于亚洲地区因其经济成功崛起已经不再需要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只能进行转型，否则就将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