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富豪与社会的冲突最终会以什么方式收场？

    王明夫很激忿：你没有深入到企业家的精神后花园，你和他们没有灵魂深处的交流，你不知道他们在白天的风光之后晚上回家后的状态，你不知道最需要奔放的创造力的企业家人群的真实精神状态—他们现在浑身佝偻起来缩成一团！
    身材瘦小的王明夫，用如此激忿的声调向我喊出如此忧愤的话，完全不像一个理智的投资银行家或管理顾问，也不像平时的他。我们是老朋友了，他用半年时间写了一篇3万字的论文《企业家雇佣资本—用肃穆的学术逻辑为企业家主权唱响时代圣歌》让我看，后来发现论文到我手上后还没有引起他预料中的强烈共鸣后，愤然说出了这番话。
    稍稍平静一点后，他慢慢说：我是做战略咨询的，越往下做越发现，中国的企业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长远的战略考虑。
    我真的没有意识到问题会有这么严重。
    王明夫愤怒过后不久，我又读到一篇文章。是两位美国商学院教授写的，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战略（见本期第127页《GDP优先，还是企业家优先》）。大意是，中国在追求GDP高速成长时，印度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本土民间企业家群体，“正当中国使自己的企业家软弱无力时，印度却一直在使本土企业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轻松。……印度的企业家已成为民间英雄。印度大众对大企业首脑的阿谀奉承肯定会让尼赫鲁震惊。”结果会怎么样？文章说：印度的先打牢基础再发展的方法也许更加高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今天处于什么位置，而在于它们明天将处于什么位置。这篇文章在印度引起强烈反响，但在中国似乎没声没响。《华尔街日报》为此又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评论，比较这篇文章在中印两国的不同反响。
    联系到中国民间富豪这两年灰头灰脸、自顾不暇的实情，这应该是近乎真实的描述。
    中国出事的企业垮台太快。在转型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财富积累不规范、不正当，这是全世界转型经济的通病。他们也许不一定值得同情，但是大家要想，中国人做企业不容易，中国人做商业不容易，中国的企业的垮台太快了。一方面，我们平时监管企业好像比较软，另一方面，在企业出事的时候又非常硬，很快就让一个企业完蛋。你看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在美国网络泡沫中间，有无比多的企业遭遇困难，有无比多的企业遭遇质疑，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企业那么快地倒台，安然那么大的丑闻，到今天还在经营，世通还在经营，韩国那么多的大公司经过改造以后还在经营，日本企业也是这样。只有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一旦“出事”，往往家破人亡，企业一夜垮台。
    中国对出事的企业家量刑过重。巴林银行的一个交易员利森导致了这家百年银行的破产，不过是关了几年就出来了。商业人物的量刑在海外是比较轻的，你可以罚款，也可以坐牢，但他毕竟不是重罪、死罪。但是中国对于商业人物对于企业家的量刑是比较重的，一弄就无期，所以大家都害怕，所以有那么多企业家逃亡。两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失踪的董事长》，中国的企业家一旦有问题就跑了、逃了，这在全世界商界也是比较少见的。
    转型国家富豪与社会的冲突最终会以什么方式收场？恐怕没有谁能说得清。不过，如果听任这种冲突延续激化下去，最后受影响的恐怕不止是有问题的转型富豪。一种对企业和富人深深怀疑的社会心理，如果在一个长期“患不均”的国度里发酵下去，将会产生可怕的放大效应，其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想像—不是群众革命式的剥夺，就是企业家与财富的慢性流失、萎缩。
    新任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先生（他是当年向毛主席提出“朝代周期律”疑问的黄炎培先生的孙子）最近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贫富差距不是先富起来的人造成的，现在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富起来，当务之急是研究如何让他们富起来，而不是研究先富的人是怎么富的。相信他说出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的心声。
    也许，现在真的到了该清醒认识“追查富豪”的放大效应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