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谷克鉴教授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规划力图做到平衡短期效益和长远目标，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改善。比如说，宏观调控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预见性稍显薄弱，预测的能力还比较低。“不能因为过分关注资金流和人员就业量而忽视长期的发展和调整的目标。从长期看，注重经济质量的增长更为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则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说：“比较遗憾的是，在振兴规划中没有看到服务业的内容。消除服务业限制性障碍，解除垄断，才能真正促进扩大就业。”

　　在政策操作层面，余晖认为，振兴规划还可以设计得更有针对性。比如说，可以设计对单一性产品，或者对某种创新产品减税，这样更容易监测和鼓励创新。“举例来看，在车辆购置税减半后，国家将直接让利187亿元给市场。但国家减税了，厂商却提价了，这种政策积极效果就不会太明显。如果用税收杠杆来支持企业产品创新，对各个行业振兴来说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政策。”谷克鉴说。

　　对于如何鼓励技术创新，谷克鉴认为，我国一直在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基金和重大专项形式来鼓励技术开发。由于对基金管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监控成本也越来越高，这种模式已经明显过时。“可以考虑用抵扣税金的方式来取代基金，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他介绍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用抵扣税金的方式促进技术开发。当然，这需要对技术开发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同时有必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降低侵害知识产权的刑事门槛，以有利于技术创新氛围的形成。

　　“振兴规划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不仅不能忽视外部需求，还应注重挖掘外部需求新的潜力，应该注意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的协调。”谷克鉴认为，近期我国产品出口的阻力越来越大，但这对我国促进产品升级、产业结构转型是个契机。“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关键是两点：一是要规模，二是要产品创新。我们更应注重支持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而不是撒胡椒面式地施惠。”谷克鉴说。

　　客观来讲，当前的产业调整和振兴，不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选择，也是服务于长期国家战略目标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