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中小企业集群构成了我国出口加工业的主体，而总数达4200万户的中小企业吸纳了中国就业人口的80%左右，转型无论对企业本身还是对整个中国经济都意义重大。面对新形势，企业如何规划未来的发展路径？加速产业升级，开辟内需为导向的新兴市场应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然而现实中人们却看到了一些茫然的举动，凸显了转型中的误区和泥潭。

　　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产业的空间平移，二是投资转为投机。前者的表现是，一些出口加工企业正思考筹划由沿海迁往内地，却并非伴随产业升级，而是内地较低的人工成本，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以及当地政府为招商引资开出的种种优惠条件成为企业“雁阵”转向的主要动因。所以此举只不过是产业的空间平移，缺乏产业升级的积极意义，而当地政府承诺的众多“优惠条件”则往往意味着把以往破坏资源和环境、侵犯劳动者和居民权益的老路重新走一遍，只不过变换空间，由东部沿海转成了中西部内陆而已。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以出口为导向的经营方针和粗放的生产方式都没有变化，不仅对经济转型、发展内需、促进就业、保障民生难以作出积极贡献，而且企业有可能遭遇水土不服和政策风险（所谓“优惠政策”往往是人治产物而缺乏公平公正的市场基础和法律保障）。显然，这种以“转移”替代“转型”的选择是短视的，并不可取。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由于市场、成本、汇率等种种原因，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加工企业的利润正在进一步受到挤压，加之经济转型步伐缓慢，新兴产业投资界面不宽，造成相当数量资金正从实体经济抽出，转向投机炒作房地产、黄金、珠宝玉石、艺术品及某些大宗商品甚至象大蒜之类的农产品等等。这又是一个转型中的误区，此举不仅会延缓转型步伐，坐失转型良机，并且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虚拟化、空壳化以及国民财富的泡沫化，直接影响就业稳定和社会安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

　　在当前经济转型日趋紧迫且就业压力难以释放的形势下，既要坚定转型决心，加快转型步伐，同时要警惕和防止各种误区，以确保转型在积极、健康、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并实现转型与就业、与民生的共生共进。

　　转型不仅要有宏观框架的规划设计，更要加强微观路径的具体指导，同时对已发现的问题要切实研究，认真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

　　比如，对于沿海一些出口外贸型企业试图通过搬迁内地，重找低成本生产空间“脱困”的做法应加以正确引导。指出企业利润及生存空间问题不可能通过低水平重复方式解决，同时，继续采用廉价劳动力和忽视资源环境问题的策略也是与国家现行政策法律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根本的出路不在于生产空间的转换，而在于市场空间的转换，在于实现真正的转型。要从出口型转向内需型，从“赚取外汇”变为惠及国民，从产品落后、产能过剩行业转向新兴产业或服务领域，这样，就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内需、促就业保民生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了。企业只有选对方向，加快转型，主动升级才有更远大的前途和更持久的生命力。 关于资金流向投机炒作领域的问题，固然有金融危机影响下实体经济“元气不旺”的因素，更因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过慢，新兴产业缺乏对资金的强劲需求和有效吸纳能力所致。同时，连续几年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过剩，社会游资充裕，在外需受制、内需不振的大背景下，急功近利、投机炒作的短期行为被激发出来。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企业、所有产业环节都是钱包账鼓，资金充裕，比如我国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向来不足，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已经造成中国企业普遍原创性差、品牌影响力式微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在大中型国企尤其是央企被各商业银行奉为座上宾的同时，真正处境艰难、需要资金支持的广大中小企业却往往告贷无门，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吸纳就业、服务民生的社会功能。

　　应该看到，银行“嫌贫爱富”背后体现的是一种“以大为美，以大为强”的传统观念。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过于关注企业的外在规模而忽视其内在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其实后者才是企业生命之树常绿的根本保证。近几十年的科技发展史和全球经济史表明，引领新技术革命乃至某个新兴产业的往往并不是称雄一时的企业“巨无霸”，而是那些充满创新精神，敢于在知识经济海洋里一展身手的“冲浪者"。

　　当年，当比尔?盖茨和斯蒂夫?乔布斯们在简陋的车库和地下仓库思考、创造并忙碌的时候，他们莫不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个私企业”，正是内在的创新力、创造力引导了他们后来的巨大成功。这再次提醒人们，在世界进入知识经济的今天，决不要因为企业稚嫩幼小而轻视它们，中国未来的“微软”“苹果”或“英特尔”也许正是从这些今天看来“不起眼”的中小企业里孕育诞生。今日的丑小鸭，或许有朝一日将会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东方之星”。

　　如今，在人们热衷“企业500强”的时候，为什么不对中国的中小企业乃至微小企业投以更多关注的目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