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之间，吴英几乎成为地下金融或民间金融的代名词。许多评论者除了呼吁免她一死之外，也吁求放开民间金融。也许，制度限制造就了中国“吴英们”的悲剧，吴英案或可成为民间金融开放的微妙转折点。但开放民间金融，并非一句口号那么简单。

　　民间金融的根基滋生于中小企业的需求，然而如何阳光化则需要深层次的制度改革。中国历史上就有“打会”、“合会”等草根金融机制，而近些年的信贷紧缩、利率限制、投融资歧视等因素综合作用，进一步刺激了民间金融的规模，民间资金保守估计在10万亿元以上。其中也许不乏非法集资、诈骗等灰色地带，但诸多案例所展现的对于民间金融的巨大需求，不得不让人正视。堵不如疏的老道理也让人思考，应如何引导民间金融步入法制化轨道。

　　在行政管制与市场经济并行体制之下，民间金融等领域处于典型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境地，与该不该“放开”相比，如何“放开”或许更为关键。

　　一方面，民间金融植根于资本歧视。近日一项调查表明，74.6%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的企业家认为“银行贷款不能满足企业外部扩张的融资需要”，要高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61.3%)。该调查还显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 62.3%的小型企业银行贷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而大型企业，这一比例仅为为27.2%；60.3%的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从银行贷款的利率高于基准利率，明显多于国有控股公司和中央直属企业(33.3%)。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如果不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继续歧视中小企业，那么始终存在的融资需求自然会寻找其他出口。竞争是最好的动力，如果民间资本逐步进入金融业，创办不同规模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银行业整体以及社会来说，通过竞争来换取更好的金融服务和更多的投资机会，无疑是两全之策。

　　另一方面，放开民间金融需要整体制度跟上，并非监管撕开一个口子那么简单。民间金融规范化，除了依赖民间自律之外，更要求监管的有效性，对监管自身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

　　根据媒体披露，在信贷紧缩之下，当前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已达历史峰值，高达年息150%。如果放任庞大的体制外金融继续野蛮生长，不纳入有序轨道，那么整体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也会大打折扣。监管层应思考如何使民间企业获得更多资本，使民间资本有机会赢得更多升值机会。发展民间资本的投融资渠道，培育更多融资产品与市场，有其重要意义。

　　第二，相关法律环境需要完善。例如，有传言说，今年人民银行即将推出《放贷人条例》，这会使“民间借贷”在国家立法层面得到确认。通过法律手段，一方面可以通过登记制等方式给予民间金融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也便于防范可能的社会风险。

　　第三，为了社会公众利益，在放开民资的同时也应考虑推出更多基础性机制。比如，如果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那么这类银行难免存在经营风险，一旦倒闭，如何保障普通存款人利益？显然，已提倡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应当首先推出，然后才能有序地将银行向民资开放。类似的基础性架构，有助于有效应对一般性风险防范措施，宜早不宜迟。

　　总体而言，民间金融开放非可一蹴可就，仍需要制度配套推进。监管层应未雨绸缪，不仅要改进现有金融机构弊端，建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更需完善相关机制，引导民间金融组织规范化运作。阳光大道虽然美好，但不是一天可以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