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沉寂一段时日的城商行，又“密集型”现上市呼声。

　　记者向重庆银行、洛阳银行、温州银行、杭州银行等求证发现，他们的上市计划今年以来均在提速之中。其中，上海银行和杭州银行、重庆银行三家今年上市的计划更显清晰。

　　自2007年，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三家上市以来，上述这些城商行几乎无一例外受制于职工持股、限售股成本过低等老大难问题而尚未成行，尤其是杭州银行，原本与宁波银行差不多时间提请上市，但宁波银行现已在资本市场公开行走了三年多，而杭州银行依然在上市路上徘徊。

　　“职工股问题去年就解决了，现在应该没啥障碍了。”杭州银行一名支行行长向记者透露，“经营指标与已上市的三家城商行相比，并不逊色。”

　　截至2009年底，杭州银行总资产达1500亿元，存贷款余额分别为1239亿元和858亿元，每股收益1.00元，实现净利润13.66亿元，同比增长6.9%。

　　城商行上市呼声背后，显现出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度。

　　前杭州市市长蔡奇今年年初在公开场合表示，杭州要壮大地方金融机构实力，支持杭州银行上市、跨区域经营和发展。杭州是中小民营经济比较集中的区域，尤其是杭州银行科技支行开设后，地方政府有意将其打造成“硅谷银行”。要发展，进入公开资本市场迫在眉睫。

　　股权结构难题

　　“更名—跨区域—上市”似乎已成为监管机构认可的城商行改革成长路径，由此，城商行上市第二梯队正在“挤”进，然而前路有阻。

　　一名基层银行监管机构人士认为，在国外对员工实行股权激励的企业基本是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企业，由于技能因素，这个领域存在很大依赖性。而金融企业则较多依赖于银行家的管理和战略能力，普通员工对企业的重要性往往低于高科技企业。

　　“在中国很多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存在广泛的员工持股现象，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有巨大的支出。”由此，他认为监管“红线”要严格执行。

　　实际上，城商行职工持股是比较普遍而集中的现象，是历史遗留问题。职工入股的初衷，是城商行自身发展史上的一种资本求索行为。

　　一家早就有上市计划，但迟迟因为职工持股因素未向有关部门申报的城商行高层透露，“几次股东大会，上市计划已通过几年，但触及退股问题，就有员工喊"忘恩负义"，处理起来相当棘手。”

　　他举例子说，“银行职工实际上是分批入股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在部分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当时，全国城市信用合作社普遍存在规模小、资金成本高、股权结构不合理、内控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经营风险日益显现和突出。大概在1997年，这些城市信用合作社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其间，银行有资本需求，但无处可融资，便向职工募资”。

　　“职工当初入股，也是为了保住银行的"饭碗"，有的还是向亲属借贷所得。” 上述银行高层称，“现在要上市，要引进外资，要职工退股，强行做肯定会造成银行队伍的不稳定。”

　　的确，这家银行除了这点红线目前暂时无法跨越外，其余指标均在银监会排名中靠前。

　　“变通”模式

　　“其实，大家的做法都差不多。不是有的早就上市了吗？”中部地区一正启动上市的银行董秘在电话里称。

　　与上述银行自认暂时无法跨越的障碍相比，杭州银行规避“红线”行动则显得积极得多，也比较公开。

　　2003年，杭州银行吸收国内民营资本入股，而2005年与2006年又先后引进澳洲联邦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参股。时至2008年，杭州银行开始展开系列“规避”职工股“红线”的动作。

　　据杭州股权交易中心一名知情人士透露，2008年，杭州银行开始出售职工股权。其中，杭汽轮购买1559.32万股，而另外两家机构则合共购入约1000万股股份。杭州银行的几位机构股东认为，此次出售员工股权是其上市筹备过程的一环。

　　而此次行动皆大欢喜的是，杭州银行的员工从此次出让股份中获利2.48亿元。

　　“即使没有这种皆大欢喜的交易，实际上职工股红线的规避也是容易处置的。”中部一名银行董事会人士透露。其操作方式就是表面上将职工股进行转让，实际上则是私底下通过各种方式签署职工股与法人股上市后的股份权利和责任。

　　在2009年度年报中，杭州银行发生的股权转让情况如下，自然人转让给法人股东，1574笔，转让股份数为7023.53万股。 目前，澳洲联邦银行为杭州银行第一大股东，占比20%。第二股东大为杭州市财政局，占比13.16%，前十大股东占比为70.98%。其中，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和杭州市财政局管辖下的余杭区、上城区等7个区的财政局为一致行动人，总共合计占比达到26.16%，大于第一大股东澳洲联邦银行的股份比例。